论明朝首辅大臣申时行的执政行为性格特征分析
作者：申国祥
时行的行为性格特征有历史研究学者对其作了一些研究，比较典型的学者是陕西师范大学刘莹莹、白燕斌所著的《试析万历朝首辅申时的性格因素及成因》一文，发表《西安社会科学》杂志上，(第27卷第5期，第125至126页，2009年12月。)这是中国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申时行的第一篇著作，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，这是一篇从个人角度去探讨心理性格的著作，是一篇真正难得的历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学题材史记。在此文的感召下，我重启了研究申时行的心理、行为规迹的心思，故特作时行的行为性格特征分析，旨在更好地为研究申时行个性特质上提供某些理论上的参考。
一、“维姓”是性格的体现
我们在研究申时行前，对申时行个人并不了解，因为我们不是学习历史学毕业的，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员，也不是什么爱好者；为什么又研究他了呢，有三个原因，一是我受一位申姓家族得高望重长者的申志均老先生的委托，他要求我要将太平申时行搬上屏幕，故我在开始去了解申时行的为人，便开始学习和参与到这项工作；二是陕西师范大学刘莹莹、白燕斌所著的《试析万历朝首辅申时的性格因素及成因》一文，激发了我这个学习心理学专业的热情，来研究分析他；三是我本人也是姓申，应当为申家祖宗们做点有益的事情。话说远了些，回到主题，我阅读了一些关于申时行的著作，大多数都说他始姓不是姓申，而是姓徐，叫徐时行，其原因是因为“申时行祖父从小过将他过继于徐姓舅家，故时行幼时姓徐，中状元后归宗姓申。长洲文化兴盛，名士辈出；商业繁荣，商贾云集。”(百度搜索“申时行”词条。)这段话说明，申时行在未中状元28岁前，依然是姓徐，且的确是徐改回申姓的，笔者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，查阅了关于许多清朝史记的资料，基本上是这样描述的。所以，改回本姓名是真实的，这才叫做真正的“认祖归宗”，徐时行的行为究竟为什么要认祖归宗呢？我们分析认为有如下原因：一是爷爷生前的有心愿，古代明清时期，家训、祖训、上辈的遗言，作为子孙都是必须要遵守的；二是申时行本身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，无论是父母亲、爷爷奶奶、老师们的话都十分遵守，从他的婚姻、生子的年龄就可以看出来，18岁结婚，19岁生长子，遵循了什么年龄干什么事传统观念，又能很有主见地为了自己的前程，而苦读书经，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状元梦想。三是他本身是一个学术型文人人才，当年中状元已经是28岁周岁了，张居正则在16岁中举的，可以说，入朝前两人虽然都是一甲状元，但在年龄相差比较大，申时行是社会阅历要比张居正多了十二年，看到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各种社会现象端倪，可以用见多识广来形容；且对“四书五经”有很深的研究，他的代表著作：《书经讲义会编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所以讲，申时行改回本姓，在当时心理上背上了一个大大包袱，那就是改姓报上给朝廷，朝廷会不会批准的问题，给不给改姓的问题，假如不能改姓又怎么办？当然，给改姓当然是好事，这就不用多说了，改姓当时他心理是没有底的，但又是最希望要做的事情，也是有碰碰运气的想法应当是有的，后来他运气真是不错，朝廷同意更改回原姓，将徐时行，改为申时行，当时真有万事顺畅的心理感觉和愉悦，也表现了改回本姓的个性特质，坚忍与意志力。因为他是个十分有孝心人，实现了爷爷的心愿，父母亲的心愿，达到了尽忠尽孝的目的，完成长辈们的心愿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初步理想与包袱。
二、“维圆”是高智商展示
“维圆”在这里我指的他处理皇帝和宫殿官员之间有有不同意见一种方式，他不想让皇上与大臣们发生冲突和太大的矛盾，或者说尖锐的矛盾，表现出皇上的话是皇上的道理，官员的话有官员的道理，二种说法，从而减少双方冲突或者磨擦。这种生存之道有维圆的成分在理面，但如果双双方为朝廷命官，与皇上身边的人很亲近，最终会导致问题的暴露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被同僚弹刻，维圆这种短暂的处事方式，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之举，这种办法可以缓解上下级的短暂矛盾，也的确是一种圆滑与聪慧的表现，使皇帝不生气，使官员不受罚，或者少受罚，少冲突，如某某上疏建议言辞过激，诺露了皇上，结果皇上很生气，准备杀了他…，当时，在申时行圆滑下，免去了死罪，放他回家养老去了，朝廷也未发布任何公文对他的处罚。还有张居正在晚年被判死刑后，其母亲狐苦宁丁，在申时行多次圆滑下保留了部分田地房屋才得益生存和养老送终，申时行生前没有多少人给他正面评价，相反在病死前一天，皇上给他封了一个新新名字，官职，但在死后或叫盖官定论。据百度词条评价申时行“在后世多数批评者的眼中，申时行是一个“首鼠两端”“八面玲珑”“左右逢源”既无主见，也无能力，更无作为的人，特别是申时行入主文渊阁的这九年时间里的作为，和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，实在是过于平静，以至于有点波澜不惊。但是正是有这样的一种类似润滑剂作用的人物的出现，才使大明帝国的经济和民生得以短暂的休养，才能期待以后的发展。”在百度词条中的《申时行》历史评价的有这样一段话，我认为“首鼠两端”的评价是作者引用了当时与同在朝廷的官员相互对抗攻击的话，攻击申时行的粗话是对申时行不满，或者说是敌对派的言辞，是用来攻击中伤申时行的语言，不能作为历史评价申时行的依据或者观点，更不作为评论的重要依据，更不能作为评论家的代表作，他是负能量和反对声音的及个别；再者，这个言辞及其峰利，“首鼠两端”不仅对当时当朝首辅申时行大不敬，而且将皇上和所有朝廷共事的同僚官员们也是大不敬，人人比做了老鼠，因为申时行是老鼠，其他人不是吗？虽然“首鼠两端”是形容词，但对皇上和当时的同僚们也是骂了的，只不过没有人提醒此语中伤大家吧了，也没有人说这句的比喻不哈当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申时行当时是怎么反驳的，如果是我，一定说出此人的攻击对象间接就是皇上，这是慢骂朝廷命官和皇上，这也是无徳性的表现，是要受到重罚处理的，可是没有看到朝廷对这些人的处理，证明皇上的软弱与无能，被一邦所谓的朝廷命官所架空，没有实权和地位表现，申时行因立太子的事被迫辞官，实际上是皇帝与朝廷官员斗争的牺牲品。这也证明了，伴君如伴虎。在一些人看来申时行一边靠皇上，一边靠臣官们是一种求稳的心理，但也存在较性心里，多数人认为他比较滑头，我认为是一种自保的心理行为，展示了他高智商一面的智慧。尽管为了太子之位，最后辞官回家养老几十年，但他的结局是好的，在他回家几十年之后，皇上还想着他，并在最后去世时刻的封享了他，这是他一生最高荣耀，也是他最高的智商的体现结果。
三“维稳”是执政者关键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无论你做什么官职，稳定才能求进步，这是普遍的心里现象与行为，大多数人在维稳中求生存，求官职，一些人就是在一辈子中维稳度过一生。维稳分二种形式，一是内维稳，一种是外维稳，通常情况外稳就内不稳定，内稳就外不稳定，这两种情况出现，应当比较好对付，但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，有可能这个官员位子就保不住了。那就是内忧外患，双向不稳，如果是朝廷，这个朝廷就要灭亡了，所有人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要出现内外同忧的局面，这会使国家民族处于危险境地，在中国近代史上，出现八国联军犯我中华，的确让人伤心和痛苦，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，首先“要状大自己，才不受人欺负。”自己不强大永远被人欺负。申时行在首辅大臣位子上，看到了当时张居正为了权力的闹内斗真实现象，大多数时期靠皇上来支持自己的行为，当时皇上年幼，但有皇后作保证，有些东西非当时无法明白，只能听首辅张居正的。正因为皇上朝廷要听张居正的，所以，张居正才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可以将自己的梦想理、想转嫁成为皇上的理想与行动和意志力，比起申时行接任首辅大臣时，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思想及意志力，申时行是他的老师也很早看出皇上心思，也有意培养他独立处事的能力，绝不能象以往张居正那样有时候个人意见临驾于皇上，这个申时行是不做，也不会那样处事的。他支持皇上独立行事，就是树立皇上威严和威风，从而掌握更多更重要的权力；这是他求稳心理的主要表现，更是为了树立皇上的威信，长期以来，张居正与反对派进行了内斗几十年。张居正因父亲去世回家守灵，后被反对派利用空隙，反对派看到张派群龙无首，大家蜂拥而致，又导致另一场新的斗争开始。话说回来，张居正首辅为了实现自己部分理想，干了几件大事，的确让历史与后人记忆犹新，达到他自己的目的，死前也得到皇上皇后的信任和重用。所以，能干一番大事业，拿这个与申时行作比较，我认为没有可比性。第一，双方作为同朝首辅，但双方在时间上有很大差异性，张居正在前，申时行在后，这时间差异；第二，时机不同，张居正在前任首辅正是年少，对事情无判断能力，需要大臣张居正帮助，皇上年少大多数听皇后的，皇后认为张居正才智过人，对张居正信任有加，当时张居正得到了皇后信任也就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那时皇宫正需一位他张居正那样能力水平超常的帮助扶持皇上，说白了双方都有依赖对方的需要，一个要彰显自己的能力，一个要统领天下，都想干一番事业，应当说机会和时间造就了张居正的“伟大”与“贡献”和事业的成功，说白了是皇上和太后、朝廷给了他这个最佳的机会，说得“维心”一点就是张居正他的命，但由于他首辅任期内过度彰显了自己的个性，结果死后被抄家。相反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血的教训，故而在接任皇宫首辅工作后，始终坚持“维稳”心态处各种事物，从而安稳坐了八年首辅大臣，从时间上、从作为上、从功劳和贡献看，都没有什么名气，评价他的人说他是个“和稀泥”、“和事佬”我到认为他是一个精明的首辅大臣，当然，有个别作者为了吸引眼球说申时行“无所作为的”“前怕狠后怕虎”评话，应该说这些作者对当时历史和申时行所处位子，皇上的年龄没有弄明白清楚，只知道表面张居正干了什么活，而不知道申时行为了培养皇上所做的百倍付出和努力，这是申时行最杰出的地方，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功劳地方，还有一点原本是皇上的权力，因年幼已经分散给了大臣官们，在申时行看到皇上年龄大了需要独立亲政的时候，也需要将权力移交给皇上的时候，这个没有什么经验，也没有路子，需要十分用心，说白了是权力的竞争，是要高智商，才能不让皇上生气，又不能得罪各位大臣，还得明正言顺将权力交给皇上，达到双赢之目的，申时行做到了。这是张居正无法比拟的地方了。这也是他与皇上和大臣们之间“维稳”最大贡献。
四、“维权”是执政的基础
在这里所说的“维权”是指申时行为了皇上的权力，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力，帮助皇上尽快适应和主导皇上主动工作，主动作为，并真正成为皇上出谋划策的人。申时行接受首辅工作以来，应当说在逐渐放弃首辅这个角色，上皇帝尽早独立工作，快速进入领导地位，所以，在为了争取皇帝的权力上，他是尽心竭力在帮助皇上，尽量从大臣们中夺回更多权利，减少各种势力因权力而伤极同僚的做法，从而减少内斗，消耗国家成本和资源，让皇上亲政，就是归还多年来由于皇上年幼，不能独立处理问题，其实当初就是将原本皇上的权力分摊给了大臣们，由于时间比较长，这些权变成了大臣们的“福利”了，有些人不想归还给皇上的权利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这便出现了“皇与大臣”明争暗斗和争权争利的现象，当然，大多数人是会那么明显与皇上斗争的，如果明争，担心日后日子不好过，既使想抗衡也会主动放弃，一些人靠这个权力获得更大利益，所以不想交权。然而，皇帝随着年龄增大和欲望肯定逐渐增加，大臣还权给皇上是早晚的事。他已经长大成人不能永远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继续放在下面，给别人使用自己确不管不问，年少不懂事，年轻少管事，中年要管事，老年要成事的心态应当得到体现和发挥，申时行是当时要面对已经成年的皇帝首辅，查阅资料，首辅解释是：“首辅是明代和清代首席大学士的习称，明朝内阁设置于洪武三十五年（1402年）八月，其中进入内阁的官员称大学士，有别于翰林院学士。明中期后，内阁大学士又成实际宰相，称之为“辅臣”，称首席大学士为“首辅”，或称“首揆”、“元辅”。嘉靖、隆庆和万历初期，首辅、次辅界限严格，首辅职权极重，主持内阁大政，权力最大，内阁中亦争夺剧烈，次辅不敢与较。清代领班军机大臣之权极重，亦称为首辅，如清代索尼、张廷玉、李鸿章、翁同龢、张之洞。明朝的首辅是指首席内阁大学士，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名。”(百度词条“首辅”注释。)笔者认为：首辅不仅是皇帝的参谋，而且是皇帝权力的组织者、执行者，发布者，实施者、监督者，从另一个侧面讲，好的方面讲，也是皇帝决策的策划者、实施者，决策者，当出现每个项目和内容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时，皇帝的首辅第一时间面对，且要告诉皇上，在张居正主政时期可以先做后报告皇上，申时期时期就不行，因为皇上年龄大了，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，也不允许申时行自作主张，即便皇上在张居正移权给了申时行，凭申时行的忠诚性格，也绝不会自作主张，一定让皇上来处理。既使申时行在当时有超越皇上的处理好方法，也会提出来上皇上参考，让皇上先说，或者皇上要他说才会说出处理的好方案，他绝对不会上由皇上难看，一定上皇上自己决策，我个人理解首辅即是皇上高参又带有老师的味道在理面，首辅出谋划策最重要，在皇上那里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也有时有指导政策法规的制订与实施作用，有用人用权和掌握和判断生杀大权的权威与尊严作用；当然，也有不好的地方：决策一旦失失误、失当、失败，肯定就承担责任，也就会成了为皇帝的牺牲品，被皇帝用来顶包，比较典型的例子，清朝万历年间如张居正的成就与失败就是活生的例子，在生很风狂，死后确祸炴。为什么在死后抄家呢？被那个年代更加注重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传统美德观念教育与传承，而且尊师重教十分盛行，传统观念十分浓厚，皇上是尊师重教的典范，所有人民都在关注他，他的一言一行影响到周围的人，同样影响他的子女，是这势必就要减少首辅及同僚的们权力，说白了，在那个年代，权力代表利益，权利代表金钱，代表银子，所以有些人把权与利看得太重，皇上也不利外的。从历史角度看，申时行对权力欲望并不强烈，只是想将首辅的部分权力归还给皇上。
总之，申时行自考入朝廷升官后，我认为性格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。一是“维姓”是性格的体现的表达，他通过复姓来证明自己人品，即“行得正座得正，坐不改姓”来表白自己的为人，此事得到了皇上恩准，恢复了申姓；二是“维圆”是高智商展示，通过圆滑从而小伤及无辜，这种方法求了不小人；三是“维稳”是执政者最重要最关键内容，作为皇上或宫廷大臣们必须要对内对外都以团结和谐为主线，只有上下团结，才能其利断金，做首辅最重要任务就是团结大多数宫廷大臣们为皇上办事和进公差；四是“维权”是执政的基础，特别是“皇权”制度下的行为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皇上就有“君要臣死不得不死，君要君王不得不亡。”现象，在万历之前可能这种皇权思想比较浓厚，到了万历皇帝这代已经明显好了许多，但维护皇权致上的申时行行为与思想是有的，我们从当时皇上处理的文件中釆取“留中”不难发现，“留中”指皇帝将臣工奏疏留置内廷，不做批答。这是李佳作者的论文发表在《古代文明》杂志第三卷第四期 2009年10月刊 [帝制中国] (明万历朝奏疏“留中”现象探析)李 佳作品。有学者对一年进行统计，就有301件。有点出人意料。如：“董其昌辑《神庙留中奏疏汇要》成于天启四年（1624 年），共收奏疏 301 件（其中有 7 疏仅存目，另有 2 疏时间不明），举凡国本、食货、吏治、边防等皆有涉及。”有作者对“《神庙留中奏疏汇要》共收录奏疏 301 件，其中言官奏疏 160 件，包括六科给事中奏疏 71 件，御史奏疏 89 件。其余多为部卿、督抚之疏，内阁大学士疏仅 1 件。上述数据大致反映出，神宗“留中”言官奏疏最多。”《古代文明》杂志第三卷第四期 2009年10月刊 [帝制中国] (明万历朝奏疏“留中”现象探析)李 佳作品。对这一时期的“留中”作品作了进一步说明“事实上，神宗于内阁大学士之揭帖亦多不报，其事在申时行辅政期间已为经常。申时行言：“近来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，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，往时或奉御札，或令文书房口答，无中寝者。今答者什之二三，寝者什之七八”。申时行：《赐闲堂集》卷 38《答叶台山相公》，四库全书存目本，集部第 134 册，第 791 页。这些都表明申时行编书就是为皇上树碑立卷，是在维护“皇权”上所作的努力，在当朝当时来看是有正确的一面，也是正确的选择。但从当今来看，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如果申时行当时不为皇上做事，也许连命都保不住。但从历史角度看过于顺从迁就皇上，使朝廷有效的运行路线没能发挥好，或让皇上个性办事的表现。
参考文献：
已在论文中各段引用中加以注明了文章来源出处。
